《中国法学》文章摘要

 

文章标题:社会组织及其法制化研究

作者信息:鲍绍坤

文章摘要:

    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在我国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各种社会组织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时代使命,同时也面临着发展中的各种困境和障碍。

一、社会组织的概念及其特征

    在西方国家,社会组织并非一个严格定义的词汇,一般被称为“第三部门”“非营利部门”、“志愿部门”或者“利他的部门”。总体而言,他们显示的是在官僚体制的政府体系和利润导向的企业部门之外的社会组织的力量。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萨拉蒙教授概括了“第三部门”的五个特征:

    1.组织性(formalorganization)。即有正规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并开展经常性的活动。

    2.非政府性(nongovernmental)。即在组织机构上独立于政府,它不是政府组织的组成部分,不承担政府的职能,其决策层也不是由政府官员控制的董事会。

    3.非营利性(nonprofit—distributing)。是指其成立的目的不是为拥有者谋求利润,但这绝不是说它不能产生利润。

    4.自治性(self—goveming)。即第三部门实行自我管理,自己监控自己的活动。他们有内部的治理秩序,不受制于政府,也不受制于私营企业或者其他非营利组织。

    5.志愿性(voluntary)。指第三部门的活动以志愿为基础,在组织的管理和其他的一些活动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志愿者参与。

    就我国法规、规章的用语而言,社会组织的概念经历了“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民间组织”等诸多称谓变迁。我们可以将社会组织理解为以社会力量为基础,以公共利益为主要目标,以提供公共服务和从事公益活动为内容的群体和组织形式,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等三大类。

二、当前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

    社会组织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复苏发展期”(1978-1989)、“曲折发展期”(1990-2001)、“稳定发展期”(2002-2012),以及从2013年本届政府开始的“增速发展期”。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作用主要体现在:

    1.提供公共服务。社会组织是满足多元化需求的社会服务提供者。

    2.承接部分政府职能。要建设有限政府,实现政社分开,将部分政府“管不了、管不好”的治理职能交由社会组织承接,实现政府向社会放权,使政府逐步从“越位”“缺位”“错位”中解脱出来,真正“瘦身”。

    3.推动协商民主。社会组织协商民主是国家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环节,是需要“重点探索”的协商民主领域。

    4.化解社会矛盾。社会组织作为政府和公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能够有效实现政府方针政策“上情下达”和所属群体利益诉求“下情上达”的统一,进行不同群体的利益协调和对话,缓冲政府与社会成员的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

    5.激发社会活力。社会组织作为公民实现自我管理和参与社会治理的载体,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群众参与的积极性,提升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和社会成员全面发展的能力。

    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增量较快,但总量仍然偏少且发展比较粗放,整体水平和社会认同度也不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官办色彩较浓。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管制思维下,具有“准政府性”的官办社会组织大量存在,对行政权力依赖较深,工作模式、运行机制、工作作风等与政府部门类似,去行政化、机关化任务紧迫;其他“草根”社会组织也受到行政权力的一定干预,自治性、专业性、服务能力和质量都亟待提升。

    2.能力水平不足。长期以来,由于政府部门存在“政府万能”的思维定式,对社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没有将社会组织视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和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加以扶持发展,导致社会组织面临资金不足、人才缺乏、优惠政策不够等问题,在参与社会治理方面也缺乏有效的渠道、平台、机制。

    3.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与国外相对成熟的非营利部门相比,我国一些社会组织缺乏以章程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存在组织机构不健全、内部制度不完善、民主管理不到位,财务管理不透明等问题。

    4.缺乏公信力。公信力是社会组织建设最为根本的核心问题,是衡量和评价社会组织建设成效的关键因素。近年来,极少数社会组织爆出丑闻,再次说明社会组织并非净土一块;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志愿失灵”现象依然存在。

三、培育和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有效参与社会治理的宏观思考

   我们应当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化部门、系统间的协调联动,组织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不断开创社会组织发展新局面。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1.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建议:一是切实提升各地对于社会组织党建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二是更多地鼓励地方探索创新、先行先试,并及时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做法。三是坚持分类管理、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的工作原则。四是切实加强各级社会组织管理机构建设,明确各级社会组织管理机构的主体责任,探索与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机制。

    2.创新和探索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领域、手段、方式方法。建议:一是深化公共服务社会化发展。二是推进社会组织有序参与协商民主。三是强化政社合作的协同治理。

    3.社会组织要积极加强自身建设,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积极发挥重要作用。

四、加快社会组织法律法规制定修改完善工作

    从总体上看,社会组织作用发挥不充分,法制建设相对滞后是一个重要原因。社会各方面普遍认为,相关法律规范的欠缺,已经构成阻碍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瓶颈。主要体现在:

    1.门槛过高。培育发展不足、登记门槛过高,一直是制约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问题。我国法律法规对社会组织的会员人数、财产数额、发起人和拟任负责人资格等方面的限制较多,实际上抬高了社会组织成立的门槛。

    2.限制竞争。《社团登记管理条例》第13条第2款规定:“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团体,没有必要成立的”,“登记管理机关不予登记”。长期以来,该条款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争议与探讨。但民政部2016年8月发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17条第3款规定“申请登记的全国性社会团体与已登记的全国性社会团体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没有必要成立的”,“登记管理机关不予登记,并向申请人书面说明理由”。这意味着在“一业一会”方面,只对全国性社会团体作出了限制。

    3.监管措施不完善。走中国特色社会组织之路,必须坚持放管并重。我国针对社会组织实行“归口登记,双重管理”体制。但相关法规缺乏十分明确的权责分工和实施细则,导致出现“二律背反”的“悖论”:登记管理部门由于人员、经费等因素,更多是实施对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职责,疏于日常监管;业务主管单位更多侧重对注册前的前置许可,也无暇顾及对社会组织的活动监管,形成注册、管理脱节,重登记、轻服务管理的怪圈,没有很好地营造社会组织良性竞争的制度环境。

    4.缺乏统一的社会组织法。总体而言,我国社会组织立法的法律位阶不高,彼此之间缺乏有效的相互衔接和内在联系,无法构成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随着社会组织在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迫切需要制定统一的《社会组织法》,来具体贯彻《宪法》的有关规定,促进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

    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尽快形成规范、统一、权威的社会组织法律法规架构,发挥立法的引领、规范和促进作用。建议尽快研究制定统一的社会组织法,明确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主体资格、登记成立、活动原则、经费来源、税收优惠、监督管理、内部自律等基本问题,全面总结我国关于社会组织改革创新的新理念、新思路以及各地实践中的创新做法并加以规范化和制度化,规范和引导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加紧修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并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和相关配套政策,构建社会组织统一监管体系和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新格局。同时,适应各类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尽快制定行业协会商会法、志愿服务法、社会救助法等专门法律,在法制化轨道上实现分类发展、分类管理。在法律修改完善过程中,应注意突出以下几方面问题:1.坚持直接登记和双重管理有机统一。2.深化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3.创设备案制度。4.完善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5.建立科学统一、有机协调的监管机制。6.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文章标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疑难问题研究

作者信息:王敏远

文章摘要:

    在此所要讨论的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疑难问题,主要包括: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含义与意义、完善该项制度设置的诸多底线、应当遵循的原则等问题。

一、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含义与意义

    刑事诉讼过程中认罪认罚从宽的诸多内容,现实已经存在。然而,完善这项制度是否仅仅意味着在刑事诉讼法的框架内整合已有的简易程序、速裁程序以及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程序,是个疑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原本主要是依附于刑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一项制度,因此,人们对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容,主要关注的是程序“从简”。然而,基于刑事诉讼除了实现刑法这一基本功能之外,还需要重视其独特的程序正义等诸多功能,为此,就需要对认罪认罚的程序含义与意义进行分析。

    认罪认罚在实体法意义上的内容,主要是自首和坦白以及积极退赃、赔偿等。与此不同,认罪认罚在刑事程序中主要应作为一种证据,一种对刑事诉讼程序的运行有重要作用的证据。在刑事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认罪认罚意味着侦查机关得到了其供述。不仅如此,犯罪嫌疑人此时的供述还有另一层含义,即除了作为言词证据,还可以作为证据线索,侦查机关由此知道了赃款赃物隐匿何处,犯罪工具弃于何地等等。这样的认罪认罚,可以产生节约侦查资源的重要作用,在某些刑事案件的侦查中,甚至因此成为获得重要实物证据从而侦破案件的关键。就此而言,此时犯罪嫌疑人的认罪认罚,不仅使侦查提高了效率,甚至正是因为认罪认罚,才使侦查破案成为可能。而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对公诉机关来说,认罪认罚也具有程序含义及其意义。认罪认罚作为一种证据,往往是公诉的证据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有时,甚至对公诉机关的证明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由此可见,基于认罪认罚是诉讼中的一种证据,在侦查、起诉、审判等不同阶段均有其价值。由此,我们对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含义与意义,就需要重新审视。关于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关问题的研究,将不再局限于刑事实体法的理解,不再局限于刑事审判阶段,以至于只看到其中量刑从宽、审判从简这样有限的价值。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当事人权利及相关疑难问题

    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需要以真实、自愿为基本前提,为此,应严格规范刑事诉讼中的职能部门,以防止其采用违法的方法迫使被刑事追诉之人认罪认罚,尤其是避免出现以不真实的认罪所导致的非自愿的认罚;应当为被刑事追诉之人提供强有力的刑事辩护,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一)刑事实体法的界限以及与此相关的权利保障之疑难问题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一公认的底线,即坚持刑事实体法对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为此,不论认罪认罚的具体情况如何,指控不能发生质量意义上的改变,既不能减少所指控的罪的数量,也不能对犯罪减等指控。不仅如此,因为认罪认罚让其得到量刑方面的“优惠”也是很有限的,即只能在法定量刑幅度内按照一定的比例予以优惠,不得予以“降格”的量刑优惠。坚持这个底线是必须的,否则,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会对刑法关于罪与刑的规定、对刑事诉讼中职权制约的要求等会造成怎样的冲击,难以想象。

    然而,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这个实体法意义上的底线,在现实中会面临难以解决的疑难问题。刑事诉讼实践中的诸多案例表明,从宽幅度相对于被刑事追诉之人的认罪认罚来说,过于固定,相对于情况复杂的刑事诉讼的现实需要,这样的从宽幅度有时显得“太小”。令人困惑的是,由此发生“坦白从宽,牢底坐穿”等后果,所谓的如实供述能够获得的“从轻”,因此并无“吸引力”。 对此,在以往的刑事诉讼实践中,一些侦查机关会想方设法迫使犯罪嫌疑人招供,有的甚至不惜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如今,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等规定,对被刑事追诉之人的权利提供了强力保护。在这样的权利保障的背景中,很可能发生因拒不交代而得到无罪的处理。因此,若无足够从宽的“吸引力”,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罪行并提供其他相关证据的线索,在重罪案件中将越来越困难。这可能是“试点方案”将试点范围确定在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案件的一个原因。但是,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不论是对于公检法这样的职能部门,还是对于被刑事追诉之人或是被害人,都是普遍需要的,并不受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范围所限。

    对这样的疑难问题,应当拓展思路,需要从刑事诉讼程序法的角度重新解读自首与坦白,以解决自愿供述的“吸引力”不足的问题,可能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法。

    何为“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从刑事诉讼的角度来看,即使侦查机关“知道”犯罪系嫌疑人所为,但在其尚未掌握案件主要证据,尤其是关键证据的情况下,就不应视为已经“掌握”了嫌疑人的犯罪情况。因此,如果侦查机关并未真正掌握案件的关键证据或相关线索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以及交待相关证据线索,就不应一律否定其可能成立特别自首,只能被视为普通的坦白,获得有限的量刑折扣,以至于减弱其真实、自愿供述的“吸引力”。

(二)刑事程序法的要求以及与此相关的辩护权利保障之疑难问题

    在传统的刑事诉讼中,被刑事追诉之人的认罪认罚主要是被作为其义务。“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其中包含着将如实供述作为配合侦查机关的义务来对待之意。因此,如果没有相应的刑事辩护权及其保障,被刑事追诉之人因认罪认罚而应获得的从宽,将难以得到切实的保障。

刑事辩护律师对完善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由此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然而,我国的刑事辩护,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与此要求却相距甚远。我国多数刑事案件中的多数被刑事追诉之人没有辩护律师。如何为认罪认罚的被刑事追诉之人保障其所需的辩护律师?从目前已经公布的改革方案来看,主要是通过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以及值班律师制度来解决。然而,应当看到,值班律师对犯罪嫌疑人的帮助只是临时性的救急措施,非长久之计。应当逐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使每一个被刑事追诉之人都能获得合适的法律援助律师。

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诉讼主体关系中的疑难问题

    完善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对诉讼程序有重要影响,而且,对刑事诉讼中的相关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也会产生影响。由此,将会产生一些疑难问题。

(一)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的权力制约问题

    从刑事诉讼体制的角度来看,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着难以破解的疑难问题,即因各不同诉讼主体对认罪认罚从宽的需要与诉讼的体制和诉讼主体间的关系所产生的疑难问题。例如,公诉部门的裁量权及其对侦查机关的制约权,如何认识和处理;法院对审前认罪认罚从宽“协议”的制约,其边界如何设定等问题,都需要研究解决。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以往人们在讨论完善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将原因主要归结于法院在刑事审判中的“案多人少”的矛盾急需解决,这是有理由的。然而,应当看到,刑事诉讼中的公诉机关和侦查部门,同样急需通过完善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制度以解决其所面临的众多问题。

    其次,应当看到,我国刑事诉讼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公检法三机关对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判各自负责,这与现代法治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侦查与起诉一体化、司法具有权威地位的诉讼体制,明显不同。我国的这种诉讼体制使诉前的认罪认罚、审前的认罪认罚,具有怎样的效力,成为一个特殊的问题。

    既需要承认认罪认罚制度对侦查与起诉工作的压力缓解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又应当看到由此可能导致的侦查权和公诉权的失控所带来的危害。为此,应当以职权规制与权利保障为原则,从预防和制约两个方面予以化解。所谓预防,主要是指侦查阶段当事人权利的充分保障,以避免侦查机关滥用职权。所谓制约,主要是指司法机关对其的制约。侦查失控导致的不公正问题,往往与司法机关对其制约的失灵直接相关。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证明标准问题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证明标准,应当坚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法定的要求。然而,现实中存在需要解决的疑难问题。

    被刑事追诉之人的认罪认罚从宽需要以事实为基础,以避免使无辜者被构陷。然而,在侦查阶段案件事实被证明到何种程度是个两难的问题。如果侦查机关的侦查已经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被刑事追诉之人通过认罪认罚获得从宽,对控辩双方来说,意义都很有限,这与侦查机关面临大量刑事案件需要通过认罪认罚从宽的方式予以解决,明显不对应。然而,倘若侦查机关的侦查未能达到法定刑事证明标准的要求,侦查机关需要依仗嫌疑人认罪认罚实现破案,则又风险巨大,包括导致冤枉无辜或轻纵犯罪两种风险。

    对这样的疑难问题,可以基于刑事证明要求在侦查的过程和侦查的结果的差异,寻找解决的方案。从侦查的结果来说,证明要求确实不能降低,侦查机关侦查终结后移送起诉,必须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否则,案件质量就是未达到法定的要求。然而,从侦查的过程来看,侦查往往是从“不知”到“知”的过程,从“知之甚少”到“知之渐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嫌疑人认罪认罚(供述)的证据意义虽应予肯定,但因为案件的具体情况不同,实际存在差异。由此,赋予侦查机关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允诺从宽”的权力是必要的。重要的是,应当研究避免其滥用这项权力的机制。

(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害人权利保障的问题

    完善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人们关注的重点往往不在被害人身上,一则可能是因为并不是所有案件都有被害人,二则可能是因为,被害人参与进来不仅必要性不大——由控方代表其利益和意见就够了,而且麻烦会不小——其诉讼地位不仅在程序设计上有难度,其作用发挥的实践运行难度可能会更大。然而,应当认识到,只要有被害人的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就必须考虑到其存在并保障其合法权益。对其中的疑难问题,需要通过试点地区的实践予以解决。

 

文章标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若干争议问题

作者信息:陈瑞华

文章摘要:

一、引言

    法学界过去曾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过讨论。但随着这一制度的深入推进,一些新的理论问题又逐渐浮现出来,我们有必要对其做出新的讨论和分析。笔者首先将对刑事速裁案件的审理方式、证明标准和审级制度做出反思性讨论,然后再对被告人辩护权的保障、控辩协商的控制以及刑事诉讼全流程简化等问题做出讨论。通过对这六个有争议问题的讨论和分析,我们可以对未来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出理论上的改革思路。

二、认罪认罚案件的审理方式

    很多基层法官和检察官之所以认为法庭审理是流于形式,甚至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就在于这种庭审仍然将控辩双方均不持异议的定罪和量刑问题作为审查的对象,而没有确立一种新的审查对象。有鉴于此,未来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引入一种新的审理对象,那就是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由此,未来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要继续保持开庭审理的方式,而且要将法庭审理的重心放在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问题上面。

    具体而言,在被告人表达自愿认罪的意愿之后,检察官与被告方可以就有关的量刑种类和量刑幅度进行协商和讨论,在法律允许的减刑范围内达成协议后,检察官向法院提起公诉。独任法官在开庭前应当全面阅卷,审查检察官指控的犯罪事实是否有确实、充分的证据加以支持。一旦发现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人“犯罪事实”的,法官有权立即终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在法庭审理中,法官要对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进行审查。法官要询问被告人的认罪认罚是否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有无受到威胁、利诱、欺骗等非法行为,有无征询过辩护律师的意见,是否了解认罪认罚的法律后果。不仅如此,法官还要询问被告人对于指控的罪名和所提出的量刑建议有无异议,是否对选择简易庭审加以反悔。在对这一切确认无误后,法官听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并做出当庭宣判。

三、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

    讨论证明标准问题,需要区分犯罪事实的证明与量刑事实的证明问题。无论如何,在公诉方指控的犯罪事实的证明问题上,证明标准是不能降低的,只能继续维持在现有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证明程度上。道理很简单,确立最高证明标准的三个根据并没有因为被告人的认罪认罚而消失:无罪推定原则和实质真实原则继续发挥作用,避免冤假错案仍然将是一项不容回避的诉讼目标。即便法院对被告人可能判处较轻的刑罚,但是在定罪问题上是不容降低证明标准的。况且,根据笔者以前的研究和论证,无论是罪刑法定原则还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都决定了控辩双方不可能围绕着指控的罪名数量和罪名本身进行协商和交易。因此,法院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认定,必须严格遵循法定的证明标准。

    但在量刑事实的证明问题上,情况确实有所不同。一方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行,使得检察官与被告方可以就量刑幅度进行必要的协商和交易,检察官可以降低量刑的幅度,这一幅度甚至可以达到30%左右。另一方面,在特定量刑情节的认定和解释上,检察官确实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而不必严格遵循法律所设定的标准和幅度。因此,为吸引更多的被告人选择认罪认罚,同意适用简易审判程序,检察官对量刑事实的证明不需要达到法定的最高证明标准。即便是对那些不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节,如主犯、累犯、重犯、教唆犯等,检察官也不需要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这种对量刑事实证明标准的降低,既不会破坏无罪推定和实质真实原则,也不会造成冤假错案,而只会带来更多的案件得到快速审理,诉讼效率得到提高,司法资源得到合理配置。

四、认罪认罚案件的审级制度

    为期两年的刑事速裁程序改革试点结果显示,只有2%的被告人提起上诉,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案件更是微乎其微。这从另一角度也说明,即便在这类案件中保留两审终审制,那些进入二审程序的案件量也是不大的,二审法院也不会增加太大的审判压力。可以说,要指望通过推行一审终审制来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并没有显著的实际意义。

    另一方面,假如在未来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取消了两审终审制,那将意味着一审法院的判决将成为终审判决,当事人的上诉权、检察机关的抗诉权都将无法行使。这会带来一系列消极的后果。首先,在大量被告人无法委托辩护律师的情况下,值班律师仅仅提供极为有限的法律帮助,无论是被告人还是值班律师,都无法阅卷,难以了解检察机关所掌握的证据情况,不熟悉公诉方的“底牌”,这就造成一种控辩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局面。其次,在一审法院开庭审理基本上流于形式的情况下,二审法院假如不再对一审判决进行重新审查,那么,一审裁判的错误就难以纠正了。再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包含着控辩双方就量刑问题的协商和讨价还价成分,这里既可能发生控辩双方违法达成协议的情况,也可能出现被告方屈从于公诉方的压力、威胁、欺骗而被迫选择某一量刑方案的情况。最后,一旦实行一审终审制,那么,被告人就连对一审判决提出异议、表达反悔之意的机会都失去了。

五、值班律师的辩护人化?

    现行的值班律师制度在为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有效法律帮助方面还是存在一些缺陷。首先,值班律师并不具备“辩护人”的身份和地位,而仅仅为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一些有限的法律咨询,无法全程参与刑事速裁程序的全部过程。其次,值班律师无法为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帮助。在刑事速裁程序的试点中,值班律师并不享有阅卷和调查的权利,无法对检察官所掌握的证据情况进行全面审核。

    从理论上看,凡是在嫌疑人、被告人面临法律风险的场合,辩护律师都有参与辩护的必要性。基于这一观点,在嫌疑人、被告人明确表达认罪认罚的意愿时,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和法院都应当及时为其指定法律援助律师。该法律援助律师一经得到嫌疑人、被告人的确认,即应具有辩护人的身份。作为辩护人,法律援助律师不应仅仅局限于为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而应享有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权,并对检察官指控的罪名和理由进行审核,对检察官准备提出的量刑方案进行一定程度的协商和讨论。在法庭审理中,法律援助律师也应当出席庭审过程,对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明智性进行审查,对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发表辩护意见。而在被告人提起上诉后,二审法院也应为被告人继续指定法律援助律师进行辩护,辩护律师应督促二审法院对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明智性进行重新审查,对一审法院认定有罪的事实是否达到法定证明标准进行审查,并对一审法院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是否存在违法法定诉讼程序的行为发表辩护意见。

六、控辩协商的法律控制

    首先,辩护律师应参与控辩协商的过程。未来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确立检察官与辩护律师进行控辩协商的机制,确保被告人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而辩护律师应全程参与控辩协商过程和法庭审理过程,真正从实质上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其次,辩护律师应当与检察官进行协商,而不应与法官进行协商。应当确立一条法官审判活动的底线,那就是不得参与这种控辩协商的过程,更不得主动提出旨在吸引被告人认罪的量刑方案。检察官与辩护律师所进行的控辩协商只能在庭前进行,所达成的量刑方案只能作为检察官量刑建议的一部分,法官在庭审中只能对这种量刑建议进行审查,对于其中不合法、不自愿的量刑方案,法官应保留拒绝的权力。

    三是控辩协商应给予被害方一定的知情权和救济权。法院在开庭前应将起诉书连同控辩双方达成的量刑协议,一并送达被害方,以保证被害方享有对控辩协商的知情权。而假如被害方对控辩双方达成的量刑方案,一旦提出异议,法庭还应给予被害方出席庭审的机会,使其发表本方的量刑意见。假如对于法庭所做的裁判不服,被害人还应享有申请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权利。

    四是二审法院对控辩双方双方答辩协商的自愿性和合法性可以进行上诉审查。二审法院对于一审法院审查控辩协商的过程应当保留上诉审查的机会,对于明显违反法律程序、影响公正审判的一审审判行为,应当做出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裁定。这是避免一审法院为追求快速结案而剑走偏锋、剥夺被告人自由选择权的基本制度安排,是不容削弱和废除的。       

七、刑事诉讼的全流程简化思路

    简化法庭审理程序、压缩法庭审理时间、减少法庭审判周期,这成为我国简易程序改革的基本思路。但是,对那些较为轻微、没有争议的案件来说,法庭审判的周期已经被压缩到了极限,法庭审理的持续时间也已经没有了进一步减少的余地。我国简易程序的改革探索还可以有另一种思路,那就是在简化审理程序之外,还可以通过简化审判前程序、压缩办案环节、跳跃诉讼阶段等方式来实现。

    第一个思路是“诉讼程序的省略和跳跃”。具体而言,对于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案件,在任何一个阶段都应当贯彻程序省略和跳跃的思路,不必再经历完整的刑事诉讼程序,而直接将案件交由检察官提起公诉,法院直接开庭审理。通过这种较为灵活的程序设置,原来存在的立案、审查批捕、侦查终结、审查起诉、开庭审判等诉讼程序,就不再具有严格的界限,而可以选择省略其中的中间程序,跳跃其中不必要的程序流转过程,而实现从立案后、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直接进入法庭审理程序,从而大大省略审判前的程序过程。

    第二个思路是“公检法三机关内部审批环节的简化”。对于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案件,无论在哪一阶段启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都应当贯彻“谁办案谁负责”的原则,赋予主办侦查员、检察官和法官以独立自主的办案权。

八、审判程序简易化的限度

    为期两年的刑事速裁程序试点经验表明,在简化诉讼程序环节、降低诉讼成本和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还应保障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要求,避免可能出现的刑事误判和量刑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保障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明智性。而这些经验应当被吸收进未来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中。

 

文章标题:刑事陪审中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区分

作者信息:陈学权

文章摘要:

    法谚云:“法官不回答事实问题,陪审团不回答法律问题。”迄今为止,陪审员认定事实、法官适用法律是我国法学界对境外陪审团审判中裁判权在陪审员和法官之间分配的基本认识。然而,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在理论上如何区分,在境外的刑事陪审中陪审员认定事实、法官适用法律的机制又是如何运作的,国内理论界很少探讨。目前,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分别于2